多灾多难的中国走到今天不容易，新冷战考验中国智慧

前两天，南海上我海军冒着擦枪走火的风险，勇敢驱离美舰，很多人为之叫好。外交和军事上，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和强硬是必须的，但是如果陷入盲目乐观和民族主义情绪中，则非国家、民族之幸。

就在南海剑拔弩张的同时，美国公布了2018年最新经济数据，看到数据的时候，着实有点震撼。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当我们还在争论争论国进民退、担忧公私合营之际，大洋彼岸的经济是一片空前繁荣。

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，9月份美国失业率下降至3.7%，为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10月2日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赞美国经济“前景相当乐观”，他感觉经济即将进入超低失业率和通胀温和的“历史罕见”时代。

8月底，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，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速4.2%，这个增速与中国和印度这种新兴国家相比可能不算什么，对美国来说，这个数据已足够让人震惊。最近十几年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徘徊在2%左右。欧元区能达到2%增长，就算经济景气；日本经济长期低迷，近几年回暖，也达不到2%。美国这样的体量和发展水平，能有4%以上增长，确实让人惊叹。

当我们低估这位“特没谱”的商人总统时，他已经带领美国经济达到巅峰状态。上一次美国经济如此强劲，还是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。巧合的是，特朗普一直宣称自己是里根的铁杆粉丝，里根经济学和里根代表的美国传统保守主义价值观，也一直被特朗普奉为圭臬。

特朗普的施政纲领是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，这里的伟大不光是经济繁荣、国力强盛，还要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角色。这个“再次”表明，他是有样本的，政经深读理解，他的样本就是里根时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。特朗普不会走向孤立主义，他追求的是传统保守主义基础上美国文明的优越感，和以超强实力为基础的霸权和领导地位。

梳理特朗普这几年的治国理政，会发现他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小政府，和企业家主导的创新型社会。特朗普的执政理念，有三大关键词：

——减税、削减福利

——打造小政府

——激发企业家的创新

在这三点上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中国可谓格格不入，中国模式也有三个重要方面：

——依赖高税收

——大政府、全能政府、举国体制

——干预经济、国强民弱、企业家精神缺失

近几年，随着中国对外主动积极宣传“中国模式”和“一带一路”向西方国家传统势力范围的推进，中国道路、中国模式与所谓“华盛顿共识”渐成分垒、对决态势。这种对垒，不由得让人想起80年代的国际态势。

80年代，改革开放之初，里根、撒切尔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邓小平是当时的市场化大潮的倡导者（尽管在北京，邓小平与撒切尔就香港问题剑拔弩张，但市场化、私有化、小政府的治国理念是近似的），与当时的苏联模式针锋相对，中国当时也是美欧日发达国家的准盟国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当时世界市场化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吊诡的是，2018年，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，特朗普、安倍、英国的梅姨乃至传统偏左的欧盟都逐渐“右”转，拥抱保守主义，集体抨击高税收和大政府。年中政治局会议上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是“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”，最高领导不断提及的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所指的绝不是简单的贸易战，而更多是中国模式、中国道路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抵制。

历史总是很讽刺，40年前，改革开放之初，中国成为西方的准盟国，利益和价值观上均有交集，与西方一道，终结了苏联。40年后，历史轮回，中国成为当年的苏联，中国终于站到俄罗斯的前面，成为美帝的头号对手。

然而，中国与苏联毕竟不同，没有那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。中国文化是极度务实和非常包容的，意识形态和各种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更多是工具而非信仰。所谓中国模式，不过是中国国情和自身发展需要的产物。

举国体制也好，强政府也好，宏观调控的威力也好，国家资本主义也好，这些所谓“中国模式”，一方面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，绝不会轻易放弃，这也是十九大报告中，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，后面加了一句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的原因；另一方面也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，是一种路径依赖，很难走出来。

最高层对中国模式的优劣自然洞若观火，也一直在努力规避其劣势。李总理上任以来，就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，全力推进“放管服”（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），李一直强调，“本届政府开门做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，大力推进政府体制改革。”

这几年，国务院的施政重点，举凡行政审批改革、负面清单、自贸区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减税的动议等等，都是意图对中国模式补缺补漏，克服其弊病。其实，李上任以来的思路就是这个，改革的市场取向、为民间活力、为民营经济、为市场主体营造好环境，几年来可以说一以贯之。

然而，作为一个超大国家，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的改弦更张向来极为慎重且过程缓慢，须臾难以变更。几年来，国家的航向在不断校正，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做艰难抉择，努力寻找最佳的平衡点。

在这个平衡的过程中，普通民众看到的是克强经济学从火热到不再提及，看到的是尽管深改几年，但民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并不强，看到的是一面推进简政放权，一面民企感叹压力空前，于是才有了对国进民退的担忧。冒昧揣测，这些都不是最高层有意为之，而是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，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平衡的必须代价。

可见，走出路径依赖、去除发展模式的痼疾、打破利益格局、调整利益分配是多么不容易。治大国若烹小鲜，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本就非常艰难，考验治国理政水平，摸索中的教训和经济波动，或者“忽左忽右”、进一步退一步再进一步，其实都很正常。

惟愿治国者真正找到革除弊病的良方，最大化中国模式的长处，最小化中国模式的劣势。中庸和平衡本就是中国智慧的精髓，相信治国者一定能在政府和市场之间、在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之间找到那个最佳的平衡点。

话题扯远了，接着说所谓新冷战。今天如果真的再来一场冷战的话，中西之间最重要的战场还是经济和贸易，经济战靠谁去打？靠企业，靠企业去拼技术、拼产品、拼市场、拼创新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中国如果要迎战，就必须为企业打造最好的后勤和环境。

企业的活力、民间的信心、普通民众阶层上升的期待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回事，这些都是国力之根本，只要国民和企业对未来充满希望，有良好预期，即使真的来一场新冷战，我们也不怕！

1949年8月，建国前夕，美国发布中美关系白皮书，正式与“红色中国”决裂，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启程返美。就在国内各界因中美关系决裂而担忧之际，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《别了，司徒雷登！》一文，他以一贯的大无畏和革命浪漫主义语调说道，“司徒雷登走了，白皮书来了，很好，很好。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。”

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“外部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，内部需要革除中国模式的弊病，很好，很好，这两件事也是值得庆祝的。”它促使我们对自身进行反思和审视，促使我们更加看清自己和外部世界，从而更加做好自己的事情。

写到最后，忍不住发一句感慨，多灾多难的中国，走到今天有太多不容易。不管有没有新冷战，我们都要吸取苏联的教训，绝不能重蹈其覆辙。惟愿古老的中国智慧和今天高层的治国理政水平，能护佑我中华转危为机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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